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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怎样记忆鲁冠球和浙商?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2018-03-10 06:04:49

 

CFIC导读:

10月25日,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逝世,享年72岁。这位被称为“不倒翁”和“常青树”的浙商传奇,将永远写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历史中,光照过去,启迪后人。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4块钱的车费,515路公交车可以穿越钱江三桥,把客人们从杭州汽车东站载到宁围文化中心,全程只需要30分钟。如果自己开车,15分钟也就足够。这段咫尺之间的路程,72年来鲁冠球始终未曾跨越,未曾搬到离杭州更近一步,遑论京沪。 

或许,抛开种种豪言壮语的浮光,我们把鲁冠球的举止归结为政治智慧更加贴切。这个萧山乡下人自有其精明、豪放的一面,以及内心更为深沉的积淀,不为人测。

 

带着结论去追寻,得到的往往只是臆想的原因。时已至此,人们已经无法还原彼时彼刻的细节。然而,从浙江历年风起云涌的浪潮来看,早年的鲁冠球绝非天赋过人,乃是时代所造就。

0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作为第一代登上经济舞台的商人,与鲁冠球并肩的还有禹作敏、吴仁宝、冯根生等,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前便自行其是。事实上,当年弄潮之辈,绝非寥寥,终因种种原因埋没在历史的尘埃。 

从左至右为冯根生、宗庆后、鲁冠球。2002年7月,杭州市委、市政府颁给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万向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三位中国企业界泰斗级人物每人三百万人民币的特殊奖励,以表彰他们对杭州经济发展的杰出贡献。

鲁冠球伟大的事业从宁围镇起步,这块由钱塘江围垦而成的土地,唯一留给子民的是贫瘠和忧愁。没人有想到萧山日后的奇迹,同样的裂变还发生在温州、宁波、绍兴、义乌。 

潮起钱江,润泽浙省。 

1945年出生的鲁冠球,第一份工作是到萧山县铁业社当学徒。 

时人或许很难想见鲁冠球当时的绝望,这个发誓不肯种田的人,曾在萧山工厂打铁三年,三年困难时期,则被精简回乡——后来,这个词转变为下岗。 

1960年代,应该是上半期,鲁冠球决定在宁围乡办一个米面加工厂,就跟亲友们东拼西凑了3000元钱,买了一台磨面机和一台米机。这应该算是鲁冠球的第一次创业。生意很红火。

鲁冠球伟大的事业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他的黑工厂被关闭,机器被廉价处理。破产后的鲁冠球还债的办法是,出卖祖父留下的三间旧房。 

当时,钱塘江筑起了堤坝,宁围乡也因围垦而扩充,成为一处交通要道。抓住商机的鲁冠球二度创业的办法,就是在钱塘江堤旁搭个小小违章建筑,专事修理自行车。钱江旁边搭上小棚,简易的修车铺承载着他生存的梦想。

02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钱江潮涌历来吸引多少词人骚客登高作赋,可那千堆白雪也曾将多少生灵吞噬。鲁冠球,以及他的修车小棚,也曾多次险遭灭顶之灾,尤其是在夜间,最不为人知的时分。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鲁冠球把一切思绪都隐藏在豪放和粗犷之间,别人已经难以洞察他对往昔苦辛的感怀。或许,对饥饿的恐惧已经超越对生存的珍惜。 

着眼于此,也许我们对于鲁冠球无须过度礼赞。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往事缥杳,模糊了许多记忆,可总有立史作传之流,秉笔直书之辈。 

即使在浙商之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类似痛苦的记忆。当鲁冠球几度捡拾起支离破碎的修车铺之时,南存辉正在订布鞋,王振滔正在做木工,楼忠福正在挑砖头…… 

或许,这些艰辛岁月已成为功成名就的名流们夸耀之资,后世阿谀逢迎之辈更是迫不及待,将此描绘上梦呓般的玫瑰色,仿佛来自远古的浪漫,而不是这几代人共同的泣血伤痕。 

意志和韧性支持鲁冠球走过了那个备受摧残的年代,他屡败屡战,再战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那时,他有6个创业伙伴,4000块启动资金。

7个创业元老之中,有一个是鲁冠球的妻子章金梅。这个育有三女一子的女人,后来一直在车间里做焊接工人,直到退休。原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在2001年回忆,有一次鲁冠球陪他到车间参观,在一台机床旁,厉看到一位中年女性在埋头工作,没有同她讲话,鲁冠球也未作介绍。走过后,另一位陪同者告诉厉,她就是鲁冠球的妻子,厂里想照顾她,不让她再在车间干重活,但他(她)们俩人都不同意,只能作罢。 

当时万向有3万套已经销出的产品被发现瑕疵,鲁冠球把他们背回来之后,当场全部砸碎,再以6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废品站。 

显然,鲁冠球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自得。在2007年的年会上,他再度提到,我们过去为什么放弃镰刀、铁耙这些农机具选择万向节,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万向节是个大市场,交通业的发展是大趋势,实事证明我们当年的选择是对的。

03

 

后来者对前人素质过于苛求,无疑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事到如今我们回头检讨,不得不警醒,当年产权的不够清晰,仿佛藤条一般的桎梏,时间越长,对万向这棵大树的束缚也就越大。 

没有必要再对鲁冠球后日的辉煌喋喋不休,但我们依然应当心存敬畏地看到,温州八大王一蹶不振,步鑫生、马胜利逝者如斯,年广久、牟其中身败名裂,禹作敏、孙大午锒铛入狱。与那一代人对照,鲁冠球赫然企业界的常青树。放眼中国,至今可以圈点的人物,也仅有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等数人而已。而在这些人之中,鲁冠球或许是最不受关注的一个。 

乔治·盖洛普博士说,“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他们的有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与今日风流人物相比,鲁冠球名声显赫,却又模糊不清,这恰巧又成为他的保护色。

 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

鲁冠球习惯于准点收看新闻联播,热衷于为《求是》之类的刊物撰文。他自称农民企业家,他的公司总部始终矗立在宁围镇。 

万向总部始终盘亘宁围镇的事实,与鲁氏同时起步的汪力成有一次奉劝雄心万丈的浙商:只要企业敢搬迁总部,曾经苦心孤诣扶持它的人会甘心否? 

当鲁冠球决定老老实实做一个企业家时,这棵长袖善舞且不乏韧性和坚持的常青树发现,各种资源和荣誉纷至沓来,“上班首日,区领导送匾贺功臣”的标题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 

鲁冠球给落难浙商陈金义的一张传真,则显露出越人的侠义之风。“陈金义同志:我心痛!事至此,先了结。要多少?来人拿!” 

当柳传志为着自己的梦想而选择先大再强时,当任正非苦行僧般地对待自己和一切时,鲁冠球愈加显得平淡无奇,唯有仔细点检,方才发现他和他的帝国是如此深不可测。“你们老鲁很狡猾”,禹作敏如是评价惺惺相惜的战友。 

将军百战死,功过千秋说。仅仅三十年,我们就已经很难还原先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三十年风云激荡,方兴未艾,却又令人陌生和惶惑。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制作:何永欣 

图编:比由 

延伸

阅读一

一财独家纪录片:鲁冠球回忆当年民营企业家创业“二等公民”的日子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

延伸

阅读二

吴晓波:鲁冠球告诉我,战士的终点就是坟墓


我第一次见老鲁,是1991年,那时候他46岁,已是非常著名的企业家,而我则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青瓜蛋子。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是《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人们对老鲁“常青树”的称呼,就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常常会跑去调研,亲眼看着这家企业由“杭州万向节总厂”,一步一步变成了 “万向集团”。




与老鲁相交半生,相逢寥寥,可以回忆的细节却很多。如果说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点,就是他极其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从一个自行车轮胎维修站开始创业,以其沉稳而富有远见的风格,将这家乡镇企业做到了全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汽配公司之一。但半个世纪以来,万向集团的总部,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当年创业的那个地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农民工被辞退驱逐,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这位老大哥还特地打电话给我,我从他的语调中听出激动:晓波,谢谢你替我们农民讲了一句话。


老鲁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可是终其一生,他都保持着学习的习惯。他有一位秘书,每天专门为他准备剪报和资料。他也时不时打电话给我,与我这个后辈讨论国内的经济形势、国际的环境变化。

我和老鲁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去年下半年,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昨天,突然在手机上收到他去世的噩耗,对我而言,真的太过意外。我曾问他,打算什么时候退休,而他告诉我:战士的终点,就是坟墓。


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接不到那支,突如其来的鲁冠球的电话。


(以下文字整理自《激荡三十年》)


1978 年,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没有人做过确凿的统计,如果我们用“上千个”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偏离事实——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 岁那年,他东借西凑 4000 元,带着 6 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将近 50 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1972年的萧山宁围农机厂还是一个只有7名员工的84平米铁匠铺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里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 

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 

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 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 400 号人,年产值 300 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让人尤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 1969 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 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

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鲁冠球和员工一起在车间

“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鲁冠球后来说,他从 1978 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他可能是当时 8 亿中国农民中仅有的几个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人。


1980 年鲁冠球获得了一场最大的胜利——他第一次挤进了 “计划”内的序列。而这场胜利,来源于一个“意外”。 

年初,鲁冠球做了一个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七八块厂牌都一一撤了下来,最后只剩下一块“萧山万向节厂”。他是那种直觉很好的人——这几乎是所有草创企业家的共同天赋,在跌打滚爬了十来年之后,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零配件“万向节”上。

鲁冠球认为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行业决定主攻汽车零件——万向节 

他自己兴冲冲地背着产品去参加行业交易会,结果被人轰了出来,因为除了国营工厂,别的企业都“一律不得入内”。鲁冠球当然不会就此甘心,他在会场门口偷偷地摆摊销售,他带去的万向节以低于国营工厂 20% 的价格出售因而受到欢迎,他像土拨鼠一样地悄悄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为了让制造出来的产品真正占领市场,鲁冠球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决心,这年夏天,安徽芜湖的一家客户寄来退货信,说是发给他们的万向节有部分出现了裂纹。鲁冠球当即组织 30 个人去全国各地的客户处盘查清货,结果竟背回来三万多套万向节。 

鲁冠球把全厂工人全部召集起来,然后自己第一个铁着脸背起装满废品的草包,朝宁围镇上的废品回收站走。这三万多套万向节被当作六分钱一斤的废铁全部卖掉,工厂因此损失 43 万元。这在当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鲁冠球的这次近乎传奇的行动,让他领导的乡镇企业开始具备起大工业的气质。当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要确定三家万向节的定点生产工厂,在全国 56 家万向节生产厂中,萧山万向节厂是唯一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它原本连参与评选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鲁冠球却四处运作,硬是让北京的专家评审组把它列入了参评的对象,最后竟通过了审定,成为三家定点工厂之一。 

鲁冠球正在告诫生产工人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关键

这次定点的确定对于鲁冠球来说是决定性的。它让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开始被主流工厂认可。万向节是一个并不很大的行业,鲁冠球的胜利似乎预示着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凭着机制的灵活和技术上的优势在某些冷门的行业获得成功。 

“计划”看上去是那么的严密,却可能被灵活的“小家伙们”一举突破,这个道理将在日后一再地应验。 

“1981 年的日子很难过。”很多年后,萧山的鲁冠球回忆说,钢材提价 1.3 倍,煤提价 5 倍,成本持续上涨,而与此同时,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鲁冠球想到大学里去要一个大学生,当时全厂数百人只有一个高中生,更不要说工程师了。大学分配办的人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地看着他 :“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直至 1984 年,他花 8000 元向浙江大学“买”进了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进乡镇企业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鲁冠球正在和第一批大学生员工交谈

1985 年,美国的《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为题报道了鲁冠球和他的万向节厂,这是鲁冠球第一次出现在海外新闻媒体上。

1986 年的那篇《乡土奇葩》更是让他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的一个榜样人物。在这一年由当时发行量高达 600 万册的《半月谈》评选出来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中,他高票入选,对他的介绍是:鲁冠球,杭州万向节厂厂长,他把一个乡镇小厂办成了能与发达国家相匹敌的企业,生产的万向节打入了美国市场。他被誉为“从田野走向世界”的企业家。

鲁冠球拿着《新闻周刊》报道了他和他的万向节厂

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始自鲁冠球,后来成为媒体上的一个通称。 

鲁冠球被视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在《乡土奇葩》这篇报道中,记者除了对鲁冠球的经营能力大加褒扬之外,更津津乐道的是,鲁冠球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是共同致富的带头人。记者借用鲁冠球的嘴巴说,“这把火(指通过创办企业摆脱贫困)要烧到围墙外面去,让全乡人民逐步富裕起来。” 

记者还列举了很多事例,如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 25 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事实上这后来成为万向集团产权改革的最大伏笔,当时,鲁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

1984年宁围乡首次召开万元户表彰大会鲁冠球(右一)榜上有名

他还参与建设了乡里的中学教学大楼、农贸市场和饲料加工厂,他把乡里尚未安排的 108 名复员军人都招进厂里, 全乡每十个人就有一个在他的工厂里工作。因为万向节厂的发达,所在乡还修起了四条贯穿全乡的大马路,有一半的家庭住上了“小洋楼”。  

1987 年,鲁冠球当选中共十三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作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接受采访。 

中外记者“围堵”鲁冠球

跟其他改革典型不同的是,面对鲜花、荣誉,这个修车匠出身的中年人从来没有头脑发热过。他拒绝把工厂的总部搬进杭州城,也没对汽车配件以外的行业发生太大的兴趣。在工作之余,他把很多时间花在读书和学习上,在大学教授的辅导下,他提出了“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概念,在一篇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中,他直言:

国营企业的整体素质比乡镇企业高,技术力量比乡镇企业强,为什么有些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反而低于乡镇企业?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两权分离的问题,在分配形式上没有彻底打破‘大锅饭’,还没有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而乡镇企业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这年 10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 

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及经营者对资产的终极要求。他所经营的万向节厂在资产关系上属于他所在的宁围乡政府,尽管他以强势的作风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在某一天,乡政府以一纸公文就让他卷铺盖走人——这样的故事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一再地上演。

于是,从“企业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出发,鲁冠球进而提出了“花钱买不管”。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 1500 万元,然后与镇政府谈判,提出将其中的 750 万元归乡政府,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政府的利益以基数定额、逐年递增的上缴利润来体现。

鲁冠球和他的万向节不仅影响了制造业还推动了企业改革

鲁冠球幸运的是,他在自己声誉的顶峰期完成了这次界定——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五年后,柳传志在联想跌入最低谷的时候完成了同样性质的一次界定。尤其高明的是,这个产权设计外部边界清晰,内部边界模糊,鲁冠球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却为日后的渐变留下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这次产权界定,鲁冠球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又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如他日后所说的:万向的产权架构有自己的特点,越往上越模糊。我们的产权是企业所有,是企业的员工“全员”所有,这样我们就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什么都明晰了,水至清则无鱼;每个人都有隐私,企业也有自己的“隐私”。 

1992 年,鲁冠球击败国内所有的万向节专业制造工厂,他的产品拥有全国 60% 的市场份额。这一年,他让自己 21岁 的儿子鲁伟鼎出任万向集团的副总裁,而他自己则忙着飞北京跑公司上市事宜。在证监会,连门卫都不给他好脸色,到了中午只能坐在台阶上吃盒饭。

一年后的 11 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7 年 7 月 8 日,对于老资格的民营企业家鲁冠球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是他创业的第 38 个纪念日,同时,他创办的万向集团宣布成为美国AI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万向的海外业务规模首次超过了国内业务,这意味着当年的修车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AI是一家很独特的公司,它由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发起,是专门为这三大公司提供模块装配及物流管理的公司。万向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配件生产商能够成为AI的大股东,意味着中国企业开始以资本并购和专业参与的方式,直接“嵌入”全球汽车产业链的核心部位。

在鲁冠球位于萧山乡镇的家中,一直悬挂着一幅汽车的图片,他的“造车梦”到何时会真正实现?

鲁冠球的造车梦:“我不造汽车,我的儿子也要造。”

美国 20 世纪初期的传奇企业家洛克菲勒晚年对友人说:“也许以后别人的资产比我还多,但我是唯一的。”这句话,鲁冠球、柳传志和张瑞敏等人也应该有资格说,因为他们所经历的转型大时代是唯一的。他们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业做得生龙活虎。 

然而,商业又是一个用结果来检验过程的冒险游戏,他们必须更长久地活下去。 

“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应该可以成为这些企业家共同的生存格言。

本文来源:吴晓波频道

延伸

阅读三

怀念传奇浙商鲁冠球


10月25日上午,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逝世,享年72岁。


1945年出生的鲁冠球是中国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是浙商群体中的“教父级”人物,被冠以民营企业家中的“不倒翁”和“常青树”。


他创造了浙江改革开放史上的传奇,凭着敢闯敢试的改革劲头,将一家乡镇农机小作坊,一手带入“万向王国”,参、控股10余家上市公司,旗下产业横跨汽车、金融、农业、能源四大产业。


目前,“万向系”员工人数超过4万名,总营收破千亿,盈利超百亿,拥有遍布亚、美、欧、非的庞大非上市产业集群。


重温这篇文章,带你走回1986年,那个中国商业刚刚开始的日子。


乡土奇葩


——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


(原载于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者按:介绍鲁冠球先进事迹的报道值得一读。鲁冠球同志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政策。他讲求实际,带领群众走共 同富裕的道路;他有理想,把创业目标、实现四化同共产主义理想,即走社会主义道路紧密 联系起来,时刻不忘为共产主义忘我劳动。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就在脚下”。


西子湖畔的春天,竹笋在没人注意的地方破土而出。鲁冠球从他那偏僻的家乡走上了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讲台,给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党课。这个农民“万元户”、企业家党员,用他的创业史和思想的果实,把“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就在脚下”这个大主题讲得有声有色。 


听完课,记者又走访了这位浙江省1985年度特等劳动模范所创办的工厂。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开放和改革的土壤上,鲁冠球创造了“一步登天”的业绩,他的精神世界也灿然升华,坦荡洁净。



取全国冠军


虎年来临,鲁冠球和他带领的杭州万向节厂近千名职工,更增添了虎虎生气。他们从新来的信息中发现,在刚过去的1985年,本厂的产品产量、产品质量、产品品种、全员劳动生产率 、资金利润率、资金税利率和万元固定资产产值,这七个重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都 是第一名。这就意味着本厂获得了“全能冠军”,而且已经是“二连冠”了。他们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在这个乡镇企业后面追赶的,全是城里的或国营的工厂。


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它像个十字架,大的长度近一尺,小的长不过一手指。四个头的横断面平光如镜,磨掉一根普通头发的1/6就得换新的。鲁冠球的理想和追求,就像和这种产品浇铸到了一起。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好,不管怎么说都少不了万向节。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自己脚下,这一辈子就扑到万向节上了。 


可是刚迈步,就遇到个进不去“考场”的问题。那是在1979年,机械工业部要在全国50多个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选择三个最好的,作为国家定点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乡镇企业不归中央有关部门管,鲁冠球所在的工厂连整顿企业的文件也拿不到。他们得不到这些“考题”, 当然也就没有同国营厂竞争、充当国家定点厂的资格。


就在这个关头,鲁冠球想出了“怪”办法:他悄悄地派了个“密使”,用人托人的办法,国营对国营的名义,把那个整顿企业用的条例弄到了手,来了个“考场”外面答考题。



在整顿企业的400个“考题”中难度最大的是产品质量问题。鲁冠球解这道难题的方法和魄力轰动了县城和省府。那是在1980年的初秋,鲁冠球把全厂的中层干部和金加工车间全体工人集合到一起,在3万套万向节次品堆边召开了个现场会。这些次品,有的是鲁冠球派30个人到28个省、市、自治区听取用户意见时“背”回来的,有的是工厂在加工过程中剔出来的。 


鲁冠球个子不高,笑起来咧开大嘴,显得格外爽朗、憨厚。可是今天,鲁冠球站在大家面前,皱着眉,绷着脸,眼睛像检查人数似地左右巡视,威严得像个发布命令的军人。他那高昂 而又带点沙哑的声调,使现场会更显出一种战前动员、宣誓的气氛。他说:“全国的形势发展了,‘将就’产品吃不开了。拿次品搞四化就是对人民犯罪。从今天起,一切只能将就用的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鲁冠球当场下令把3万套万向节装车运往废品公司。6分钱一斤,一个不剩。 


我们问鲁冠球:“你这样做,损失多少钱,得到的是什么?” 


鲁冠球说:“那些东西值三四十万。实际损失还要多些。由于产品质量要求不高,有一段时间产量和利润下降了,全厂职工曾一连6个月没发奖金。不过也好,生产‘将就’产品还发 奖金,对工人是腐蚀,对企业是经济自杀。” 


鲁冠球沉思了片刻,像是从脑海里寻找几句总结性的话,来表达这次抓质量和各项整顿工作的收获。他的双眉向上一扬说:“我们得到的是全厂职工对用户和社会的责任心。乡镇企业的队伍,像是农民组织的游击队,开始的时候,作风涣散,操作马虎,学习粗浅。要去掉这些,把游击队训练成能打硬仗的正规军,就得严。个人干事业,一个‘严’字能得益一辈子 ;企业求发展,一个‘严’字就是大本钱。” 


当年年底,鲁冠球就捞到了一大笔本钱。这位在“考场”外答卷的厂长,把“考官”们请到工厂验收。经过一个星期的严格检查,这家乡镇企业得了99.4分,中了状元,成了国家定点厂。 


1983年,鲁冠球承包了这个厂以后,才获得了对全厂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权利。他像要建设一座科学管理的大楼,把组织建设、分配制度、招工办法、质量管理章程、培养人才和经济 责任制等等的改革分层精心设计,节节进行施工,从而全面提高了企业素质。在经营上,鲁冠球革除了乡镇企业“生产出来就行,卖得出去就好”的思想,树立了质量以优取胜、品种以多取胜、价格以廉取胜、服务以好取胜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


鲁冠球把更新设备和培养人才当作企业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他宁肯减少分配,以增加积累,更新设备。目前,1980年以后制造的新设备已占全厂设备的90%,其中有一半是国内第一流的水平。来厂考察的一位美国客商指着一些自动磨床说:“我们的工厂还没有用这种设备。”鲁冠球把智力开发,当作是企业最大的后劲。他走大学,跑工厂,求科研部门,从社会上聘请了19位教授和工程师当厂里的兼职顾问。派出了44个人分别到5个大学的10个专业学习,培养厂里技术力量的“第二梯队”。他在工厂办的业余技术学校,近400个年轻干部 常年在灯下苦读。老职工都是培训班“二进宫”的学生。 


鲁冠球一承包,厂里许多事像翻了个过,变了新样子。过去,生产和管理单靠命令办事,干 部忙得像过去催种催收的生产队长,下面则是推推转转。“包”字一落到每个车间、班组和个人,下班铃失去了作用,谁都想晚下班,多干活,车间主任赶人下班只好拉电闸。每一个产品的质量,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它。工人自己干活的质量自己查,道道工序还互相查 。大家立了一条规矩:多出一个废品按5个废品罚。滚针车间现用的新设备买来以前,全年 生产的一千万根细如钢丝的滚针,工人硬是用眼睛一根一根检验把关的。



鲁冠球的整顿和改革,党支部的保证作用,使这个乡镇企业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设备从土到洋,产品品种从少到多,质量由次到优,市场由国内到国外,为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创业之路。从鲁冠球承包前的1982年到1985年,全厂产值由553万元增加到1900多万元;在绝大部分钢材用议价买进,而产品按平价卖出的情况下,三年实现利润翻两番;产品品种从67个 型号发展到100个;产品质量冠全国,有的指标超过国外先进水平。


我们问鲁冠球:“‘七五’期间你们厂有什么新打算?”鲁冠球说:“到1990年,产值争取增加到一亿元,全国汽车用的万向节,70%由我们这个乡镇企业包啦!” 


闯入世界市场


鲁冠球的理想中,有的目标是和数字连在一起的。他像熟知自留地里种植的日本五针松和龙柏似的,一口气能讲出关系自己事业发展前景的一长串数字:轿车社会保有量,美国是一亿六千万辆,日本约九千万辆,联邦德国两千多万辆,……全世界共四亿辆,每年维修需要二亿二千万套万向节。闯入这个世界市场,就是鲁冠球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支配他 工作和学习的一个动力。 


还是在1979年,当国产车万向节滞销的时候,鲁冠球在北京得知进口车的万向节奇缺,而对外一开放,进口车将会越来越多。可是由于它的质量要求高,品种规格多,生产批量小,很多厂家不愿意干。 


鲁冠球能成为农民企业家的一种本事,就是他能敏锐地识别信息的价值,迅速地把信息变成物质财富。他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当即浮现出一个新的经营方针:先在国内同外国货竞争,为国家填补这个空白。 


一些进口车用的万向节很快试制出来了。


鲁冠球立了一条:把试制品送到用户手里,装到车上,一律奉送,只收试用的信息。


“酒香不怕巷子深。”1984年春,美国派来克斯公司代表奥当罗先生,从广交会上看杭州万向节的产品,一直跟踪到了这个乡下的工厂。他从这个车间看到那个车间,用行家的眼光审视每个角落。他看到,每个车间外边,都是冬青作栅,碧桃和月季环抱,像是套在车间外边的方形花环。车间里白璧无瑕,太阳从窗外斜射进来,束束光柱里面看不见飞尘。奥当罗先生随手拿起一个万向节零件到测试室亲自测试,连声称赞:“很好!很好!”这位美商当场 同鲁冠球签定了协议,由这家乡镇企业当年向美方出口3万套万向节,通过美方的销售网,转销到世界各地。 



优质产品是最好的推销员。万向节厂随着产品的出口,20多个国家的客商、专家和记者接踵而来。1985年2月23日到3月8日,鲁冠球应派来克斯公司总部邀请飞往美国,考察和参观了这家公司所管的多伊尔公司和舍勒公司。在舍勒公司的大厅里,四个屏幕同时炫耀着这家公司在44个国家的销售网络。双方在美国签定意向书,在以后的5年,每年这个厂向美方出口20万套万向节。签字以后,美国这家生产万向节最大公司的总裁舍勒,握住中国这个乡镇企业厂长的手说:“我们两家一起干,占领国际市场。” 


两只大手握得紧紧的,公司为欢迎鲁冠球,并排插在门口的中美两国国旗飘飘。曾到白宫参加里根总统招待赵紫阳总理国宴的一位大亨,也赶来助兴。这时,鲁冠球仿佛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地位,党和政府开放、改革的方针,给自己这个“乡巴佬”厂长闯荡国际市场所增加的巨大力量。 


1985年年底,美国舍勒公司特意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我们对杭州万向节厂的技术表示“敬意”。来电还希望鲁冠球增加当年的供货数量。


鲁冠球有一种经营哲学,叫做“小财不舍,大财难来;只要国内外市场上吃香,薄利也能大发展。”按去年达成的意向书,鲁冠球今年应向美方出口20万套万向节。由于这家厂生产的“钱潮”牌万向节是名牌货,国内争相购买,只能出口12万套。而且,生产一套出口产品,等于生产五套国产车万向节用的工时,所得利润要减少七八元。尽管这样,鲁冠球还是豁出“吃亏”100多万元,出口20万套。这个厂占总产量60%的五种产品已达到了国际水平,今年元月荣获机械工业部颁发的国际标准合格证书。鲁冠球满怀信心地说,要尽量 拿出更多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较量,为乡镇企业争荣誉,为国家四化创外汇。他在杭州人民大会堂讲党课时宣布:杭州万向节厂在“七五”期间,要把这种“吃亏”的出口买卖作为 “主攻方向”,争取在3年之内,使这个乡镇企业成为我国独此一家的万向节出口基地。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万向节厂“发”起来了。鲁冠球这个被贫穷折磨半辈子的人,却遇到了“金钱”的考验。 


按承包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累计下来,鲁冠球应得449000元。 


鲁冠球当初承包时,估计顶了天,一年能得一万元。谁知改革的潜力有那么大,第一年就可得87000元。怎么办?拿,合法也合理。当时合同上定的分成指标,像挂在高枝上的甜橘子,谁都想吃,谁也没敢伸手。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合同规定,第一年毛利要比上一年增长52%,增加64万元,以后每年要递增10%,完不成合同规定的指标,每差一万元赔200元。 鲁冠球把自留地上的苗木折价两万元作抵押,双方才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有县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不拿,会不会有人说自己是沽名钓誉,或者说党的政策变了,政府说话不算数呢?


作为合同的甲方,乡政府明确表了态,合同要兑现。但这么大的数目,毕竟是改革中谁也没 有想到的新问题。这件事也惊动了上边的领导机关。大家认为,承包伊始,见人家拿钱就变 ,对改革不利,应当按合同办,走着看。 


正在这时候,鲁冠球从北京京丰宾馆寄来的信送到了乡政府。他是在参加一个会议抽空写来的。他郑重地写道:“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 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 


乡政府在接受鲁冠球建议的同时,作为对他的特殊贡献,奖给了鲁冠球8700元。但鲁冠球为什么不按合同拿分成,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好像没有完全想清楚,讲不出多少道理。 


1984年,万向节厂毛利润超过承包指标224万元,鲁冠球应得112000元。这一年,鲁冠球虽然先用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买了1000元国库券,但由于遇到特殊情况,厂里原定数额买不完,鲁冠球又用应分成的12000元,包揽了全厂没有买足的国库券的数量。其余的100000元捐献给乡里办教育事业。 


1985年国庆节前后,会计就透出风声说,这一年的利润要超过毛利润指标的500多万元,鲁冠球可以分到25万元。谁都明白这个数字的分量,鲁冠球即使照旧“风格”10万元,也还有15万元。这点钱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也能吃两代人。


多少个夜晚,多少次25万元的冲击! 


鲁冠球的思绪有时陷入似清非清的朦胧之境。不过,这位1984年入党的新党员,想的不是他把这一年应分成的25万元再捐多少,自己留多少。他是在想:过去他在厂里一连住了13年,没黑夜没白天地干,却没有搞出个名堂,为什么这三年的利润能超额那么多?这三年自己一个人的作用和全厂近千名职工的作用应当怎么看?作为先富起来的党员、厂长,面对集体赚来的钱到底应当怎么办? 


鲁冠球被这些问题缠绕着。 


他觉得,自己在80年代遇到的这些“富问题”比过去遇到的“穷问题”似乎更复杂。想到靠借债30块钱才办了婚事,想喝碗酸梅汤兜里掏不出7分钱,想到那时愁得愿卖命也挣不到钱的窘境,他觉得自己很懂得金钱对人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但是,看到有的干部因拿钱太多,同职工收入差别太大而发生的问题,他觉得金钱似乎又暗藏着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力…… 



1985年的仲秋,钱塘江畔,棉花开得白白的,晚稻穗沉甸甸的,鲁冠球思想里的果实也成熟了。他走上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的讲台,一条一条地说出了自己不拿40多万元分成钱的原因 。他说:“第一,我承包万向节厂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自主权,把生产搞上去。这是我的事业、理想和追求。如果只是为了钱,我可以去搞别的,不一定要冒这个风险。第二,承包取得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主要是靠党的政策,全厂职工的苦干,社会各界的支持。第三,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三年,用集体的积累更新设备,花了306万,还增加了 300多个劳动力。定合同时没有考虑这些,不够完善。那样办,生产越发展,我与职工的分配差距就越大。”


会场一片寂静,空气像是凝结了。


鲁冠球接着又说:“第四,我们是全乡人民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分配上应体现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分配上一定要承认差别,但差距又不能太大。” 


原合同第一条规定:在承包期内,“本合同还有未尽事项,需要变更、修改或废除,均应该双方协商一致,经原签证机关公证后生效。”鲁冠球根据这一条文,要求在原合同规定的最后一年,即1985年和延长承包期的合同中将“超额利润的5%归承包者”这句话,改为“承包者奖金从优”,“厂长承包”改为“以厂长为代表的集体承包”。这一改,1985年鲁冠球按原定合同应分到的25万元,全部划入了企业收入,他按“承包者奖金从优”的办法分配。


鲁冠球一讲完,掌声震荡了全场。但更大震动是鲁冠球那种坚强的党性在人们心里引起的共鸣。 


鲁冠球这三年在考虑他搞承包出现的新情况的同时,还经常想另一个新问题:共产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自己创办的乡镇企业起来了,不能让工厂的一道围墙,在务工的农民和务农的农民之间,造成不合理的新差别。无工不富是大家富,以工补农是企业的责任。鲁冠球爱把万向节厂比作全乡农民致富的“火种”。他说:“这把火要烧到围墙外面去,让全乡人民逐步富裕起来。” 


今年3月刚增选为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鲁冠球,这几年一直把厂里的技术和资金作为伸向墙外的结瓜之藤,在全乡帮助农民办起九家万向节分厂,安排了上千名农村种植业的剩余 劳动力,也提高了万向节厂生产专业化协作的程度。他把全乡尚未安排的108名复员转业军人也招进厂来,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在厂休日,他带人到百里外群众耕作不便的一个围垦区 实地勘察,在那里开始动工建设一个有300亩土地、200亩水面的农业车间。到市里去开会 ,他又从民政部门要来兴办福利事业的条文,筹划着把全乡的残疾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劳动,也来为社会做贡献。现在,全乡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干万向节厂的活儿,拿万向节厂的工资,宁围乡大有成为“万向节乡”之势。 


1985年以前,乡镇企业每年应给乡里“进贡”多少钱,国家和地方都没有个条文。鲁冠球总是在保证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积极支持乡里的公共建设。这个乡为走共同富裕之路服务的“八大工程”中,都有万向节厂的贡献。我们在那里看到:能容纳600多学生的四层高的中学教学大楼,为全乡培育新一代农民;设计别致的三层高的乡中心小学教学楼,北京的孩子看到也羡慕;纵横贯通全乡的四条马路,加快了这里工农商各业发展的速度;新建的孵坊、饲料加工厂为乡里发展饲养业提供服务,半机械化蛋鸡场商品率很高;沿河岸新辟的有绿色玻璃瓦顶棚的农贸市场,每天都有方圆几十里的人来买进卖出;附近设有电影院、阅览室的农民文化宫,夜间格外活跃;宽敞整洁的敬老院,恬静的氛围中不时传出欢笑…… 


如今,乡里乡外都知道,大约有一半人家住上了小洋楼的宁围乡,沾了农民企业家鲁冠球办厂的光,享了党和政府开放、改革政策的福,日子过得像刚吐红的花苞苞。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  

延伸

阅读四

秦朔:每个企业家请想一想,可以向鲁冠球学习些什么?

十年前,我在第一财经电视“会见财经界”栏目做过一次鲁冠球的访问,也是我唯一一次访问他,是吴晓波帮助联系的。


对鲁冠球的去世,虽然已有心理准备,因为几个月前杭州的朋友说他患了重病,但噩耗传来,依然震惊。今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浙商的风雨交加年,刚走了冯根生,老天爷又唤去了鲁冠球,难道有什么特别的话非要早点跟他们说?


感谢万向集团副董事长肖风等朋友的帮助,我初步梳理了鲁冠球身上的一些精神特征,以供朋友们学习借鉴。


你有阿甘精神吗?


鲁冠球是中国企业界的“阿甘”。他在自述中说,1961年在萧山县铁业社做锻工,已经做了3年,学徒期满了,却因为自然灾害后城市要精简工人,他被精简回了老家农村。他一心想做工人,就筹了110块钱,为村里修单车,后来看到家家吃大麦、小麦都要剥外面的壳,于是联合几个人搞了粮食加工厂。当时个体经济很不好做,工厂用电没人给接,这里刚接上那里又被拔掉,6年换了7个地方。“文革”一来资产全部上交后,他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1969年,在萧山县城工作的邻居告诉他,中央发了一份文件,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他马上打了一个报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厂从村里搬到萧山县,改名为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就是万向集团的起源。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鲁冠球一直在造东西,没有离开过制造业,就像永在奔跑的阿甘,而且永不抱怨。他曾说,对民营企业、对商人的“歧视”几百年前就有,现在依然有,一万年以后还是如此,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所以,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妄想,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路不要多跨一步,话不要多讲一句,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我们争不过别人,斗不过别人,但是干,谁也干不过我们。 ”


鲁冠球曾说万向没有什么“五年规划”,“形势好一点,大环境好一点,我的步子就快一点。大环境差一点,我的步子就小一点”,但就是不停止奔跑


你有愚公精神吗?


鲁冠球是中国企业界的“当代愚公”。他为了自己的梦想矢志不移,发誓即使子孙三代也要实现造车梦想,“我不成,儿子来,儿子不成,孙子继续”。


鲁冠球多年前就想造整车,“很想做大事,但是实力不够,只能从小事做起”。1999年,万向成立电动汽车项目组,决定走“电池—电机—电控—电动汽车”的路子。2002年研制出第一辆电动轿车、电动公交车,但由于没能拿到国内汽车生产资质,一直“有名无分”,只能在路上“示范运营”。与此同时,万向也通过国际并购加快电动车的进程。2012年收购美国最大的动力电池制造商A123相关资产,2014年收购美国豪华电动车生产商菲斯科(Fisker)。去年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了万向年产5万辆增程式纯电动乘用车项目。今年9月24日,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新车下线交付,同时使用汽油、电力和太阳能三种动力来源。鲁冠球的造车梦终于成真。


万向在电动车方面已经投资了数十亿,这里面的一个客观条件,就是这部分资产不在上市公司里,能够持续进行战略性投入。


你有勤俭作风吗?


鲁冠球亲自写过一篇《勤以励志,俭以养德》的文章,他不仅把勤劳节俭当成行为习惯,而且作为一种精神状态。


十年前采访鲁冠球时得知,他的办公室自1986年起使用,从来没变过。窗外是一幢幢小楼和厂房,以前则是满眼的棉花地。他每天5点10分起床,7点左右到公司,晚上6点45下班吃饭,看《新闻联播》,还要处理白天来不及处理的文件,看书看报,到晚上十一二点。


中国古话说“惟日孜孜,无敢逸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鲁冠球可谓这种文化的代表,他住的小楼是1983年建的,他不打高尔夫球,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坐在办公桌前,我心里才踏实!


你有国际眼光吗?


万向集团生产的万向节1984年就销往美国。鲁冠球说那时是“逼上梁山”,因为当时乡镇企业进不了国家计划,汽车零部件进不了计划就意味着产品没有市场,再加上国营大厂对“老乡”的产品不屑一顾,所以只有出口这条路,因为国际市场不讲成分只认产品。为占领美国市场,鲁冠球提出“三淘汰”“四提高”,即“淘汰落后的设备、淘汰落后的产品、淘汰落后的人员”,走“高起点投入、高精尖设备、高层次人才、高档次产品”之路。



1994年,鲁冠球又在美国芝加哥独资成立万向美国公司,“在洋人的地方,用洋人的资源,做洋人的老板,赚洋人的钞票”。


万向的产品曾多次被反倾销,但鲁冠球的心态很平衡。他说官司打下来,钱花了不少,但是磨砺了自己,“不管他们对我们怎么反倾销,关键在我们要提高企业素质,我们要有先进技术,先进工艺。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学习提高的过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万向是被哈佛商学院连续十多年写入案例库的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数十次并购无一失败。万向基本上只在破产法庭上买资产,原因一是价格低,二是重组方便。


你能基业常青吗?


鲁冠球靠勤奋拼搏致富,但他超越了财富,而有着“做大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是又红又专的“常青树”和“不倒翁”。


在他领导下,万向通过承包制、股份制改造很早就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1983年,中央文件说企业也可以承包了,县里开大会,县委书记刚念完文件,他马上站起来说我要承包,要承包权,成为萧山县的第一个。


在战略上,鲁冠球坚持暴利行业不做,千家万户能做的不做,指定给国有企业做的不做,没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产品不做,稳中求进,固本求新。万向选择的产业都不是宏观调控的对象,而是有先导性、前瞻性、符合国家导向的产业。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用这两句诗概括鲁冠球的一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走大道,走正道,走市场化之道,走创新之道,鲁冠球因此长盛常青,他将永远写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历史中,光照过去,启迪后人。


国外出差途中,匆匆命笔,谨表深深缅怀。


秦朔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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